艺术记录了人们追求真善美的历程,也丰富了人类的文明。而佛教在雕刻、雕塑、书法、绘画、文学的展现,更深刻融入中国悠久的文化中,为众生开启一扇美丽的艺术之窗,透过这扇窗,将亲见万德庄严的华藏世界,般若性海。








  
     

大悲普现利有情
──〈普门品〉与观音菩萨应化身像(一)

文/中台世界博物馆研究暨推广组、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 杨郁如(传望)

  《法华经‧普门品》记述观音菩萨因为闻声救苦而得名观世音,以及观音菩萨为拔苦与乐,随缘应机施化,示现种种形象,诸如佛、辟支佛、声闻、梵王、帝释、长者、居士、宰官,「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1 观音菩萨解救现世苦难,契合人们日常生活所需,由是信仰广泛普及于民间,〈普门品〉中观音菩萨普门示现的精神,亦得到发扬与敷演。

  在各种感应故事集,或者按照一定仪轨演唱、杂糅佛道内容的说唱文本「宝卷」2,以及民间文学类的话本、传奇故事中,都可见观音菩萨「善能应化」的身影。菩萨如何成就这样的慈悲愿行?《大智度论》为我们提示方向:「以般若波罗蜜力故,能成就如是方便,作种种身,能利益十方国土中众生,亦不贪是身」、「菩萨应如是游戏神通,成就众生、净佛国土。」3

  而〈普门品〉所述应化身,如何通过制像者之手,从文字转化为视觉形象,又形成近世所谓「三十三观音」呢?

普门示现证圆通

  一千五百多年前的石刻像中,已经出现依据〈普门品〉刻造、绘制之图像4,石窟中现存数量较多者,出于敦煌石窟5。〈普门品〉中观音菩萨拔苦、与乐以及应机施化的场景,被制像者精心设计的构图与活泼生动的人物图像,带到观者眼前。

  敦煌莫高窟隋代第420窟,覆斗式窟顶四披细密地绘制着《法华经变》,其中〈普门品〉的内容就占了四分之一,布满窟顶东披。隋代第303 窟,更是将〈普门品〉单独绘制于窟顶人字披。壁画中依据「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假使黑风吹其船舫,漂堕罗刹鬼国」等经文,描绘着观音菩萨救度水难、龙鱼诸鬼难、黑风吹袭船舫之类厄难场景,以及观音菩萨应众生机缘化现说法的场景,诸如:戴冠着袍服的「宰官」;披发裸身、着短裙的「婆罗门」;龙头人身的「天龙八部、人非人等身」6

  随着观音信仰兴盛,〈普门品〉被单独传抄,称为《观世音经》。经卷写本中,也在经文上方或邻近位置绘制观音菩萨救难、应化说法等图像。现存晚唐五代写经,已可见这样图文并茂的设计,构图还比较简单, 读诵者很容易看图说故事地了解〈普门品〉经文内容,菩萨应化身如婆罗门、龙王,也与石窟经变画相似(图一)。其后明清时期,〈普门品〉经卷画中却引入诸多依据其他经典、故事,而非〈普门品〉绘制之观音菩萨像,特别常见于应化说法的图像。

  或许是为帮助持诵者想像观音菩萨的应化示现,而设计出「菩萨本相」与应化身并置的构图。值得注意的是,应化身仍多依据〈普门品〉经文绘制佛、辟支佛、梵王、帝释、天大将军等;而「菩萨本相」却有杨枝观音、千手观音、水月观音等历代依据《请观世音经》、《千手观音经》等经典、故事所造之各类观音菩萨像(图二)。这些观音像如何形成,又如何「走出」经卷画,成为三十三观音像呢?(待续)

◀ 图一: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写本, 每段经文上方绘有对应的图像。


▼ 图二:
明宣德七年(1432) 内府泥金写绘本《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可见源出密教经典的多首多臂观音菩萨像。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注释:
1.后秦龟兹国三藏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七〈观世音菩萨普门品〉(CBETA 2021.Q4, T09, no. 262, p. 57b20-21)。
2.车锡伦,〈佛教与中国宝卷(上)〉,《圆光佛学学报》第四期,1999,页293-323。
3.龙树菩萨造,后秦龟兹国三藏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九十四(CBETA 2021.Q4, T25, no. 1509, p. 717b29-c8)。《智论》中并说明,如何于诸应身皆不贪爱染着:「是菩萨于众生中,或为父、或为子,或为师、或为弟子,或为主、或为奴,或为象马、或为乘象马者,或时富贵力势、或时贫贱──于此诸事,亦不为染污;譬如佛所化人,作一切事,不染苦乐。一切事者,如先作种种阿僧祇身度众生。苦乐不染者,乐中不生爱,苦中不生瞋;不如生死众生随处起烦恼。」
4.沙武田认为现存最早的一件为四川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的南朝宋元嘉二年(425)石刻像,参见沙武田,〈《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与《观音经变》图像〉(《法音》2011年第3 期),页48,其文中「南朝宋元嘉」误植为「南朝梁元嘉」。此像内容研究可参见[ 日] 吉村怜着,卞立强、赵琼译,〈南朝的法华经普门品变相—刘宋元嘉二年铭石刻画像的内容〉,《天人诞生图研究—东亚佛教美术史论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页254。
5.据罗华庆统计共有《观音普门品变》和《观音经变》29 铺,另有纸、绢画,绘制时间起于隋,盛于唐、五代、宋,下迄西夏。罗华庆,〈敦煌艺术中的《观音普门品变》和《观音经变》〉,《敦煌研究》,1987年第3 期,页50。
6.敦煌莫高窟隋代第420窟、第303窟相关图像,可参见贺世哲主编,《敦煌石窟全集7‧法华经画卷》,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页20-39。

参考文献:
1.[日] 土佐秀信,《增补诸宗佛像图汇》,元禄三年(1690)。
2.于君方,《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台北市:法鼓文化,2019。
3.[日] 吉村怜着,卞立强、赵琼译,《天人诞生图研究—东亚佛教美术史论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4.高祯霙,《鱼篮观音研究》,《古典文学研究辑刊》三编30 册,新北市: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1。
5.沙武田,〈《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与《观音经变》图像〉,《法音》,2011 年第3 期,页48。
6.潘亮文,〈试论水月观音图〉,《艺术学》v.17,1997,页7-50。
7.罗华庆,〈敦煌艺术中的《观音普门品变》和《观音经变》〉,《敦煌研究》,1987年3期,页49-61。

图片出处:
图一
英国国家图书馆藏(Or.8210/S.6983)。图片转载自国际敦煌项目(InternationalDunhuang Project)。检视日期:2022 年1月21 日。

图二
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故佛000392)。图片转载自国立故宫博物院全球资讯网「《法华经》及其美术」展览介绍。检视日期:2022 年1 月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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